新真人版《小美人鱼》电影里的爱丽儿在预告片里一出场，就招致了些微词。

至少，在一部分看动画片长大的观众眼里，那个黑皮肤、高颧骨的美人鱼是不够“美”的，与童年记忆里洁白脸庞、红头发、蓝色大眼睛的海洋公主有别。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不过，历年每一版真人迪士尼公主，似乎或多或少都会招致挑剔。

对于美貌，有个人偏好，也有“集体记忆”。有时代差异，也有地域认同。黑皮肤的阿拉丁公主茉莉是美的，黑色的丹麦公主爱丽儿却是出离熟悉、不合美感的。

《小美人鱼》女主爱丽儿

而《小美人鱼》的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选择歌手Bailey饰演爱丽儿的原因只有一个——她的表现太棒了。

她在试镜时演唱的《Part of Your Word》，“充满深情，你立刻就知道她有能力展现爱丽儿的激情、灵魂、快乐与心灵”。

有意思的是，社交网站上，一些网友尝试用修图软件把新美人鱼PS成他们自己心中的“美”人鱼，可被修改后的爱丽儿公主，大多都只有一副面孔：白净的脸、尖下巴、大眼睛和细长的鼻子。

美吗？也不见得。

人们对于“好看”的要求在增加，对于“颜值”的评判变得苛刻。奇怪的是，越强调对“美”的多元之感受，越是容易被某种单一的、固定化的模式套牢。

对“美”的严苛追求，也有可能导致审美的单一和固化（《将军家的小娘子》剧照）

如今，打开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一个新人物出场，第一条弹幕一定是在评判其容貌。不上镜的，没特点的，不管男演员女演员，如果不符合观众的眼缘，TA的角色想要受到欢迎，几乎不可能。

“好看的脸”成为了一种被赋义，被社会化的符号，甚至于，“面相学”被重新提起，哪个明星翻车了、哪个明星一夜成名了，人们都能事后诸葛地从TA脸上看到“堕落”“名利场”的痕迹。

这是审美问题，但不全是。就像人们常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对，也不全对。

一个只靠皮囊行走的社会是可怕的，历代社会，也没有一个时代真的仅仅靠脸行走天下，不过，也得承认，“长相”，一直被并列于财力、权力、地位等元素几乎同等级别的评价要素。

这些要素合起来组成了一种社会模式，而社会模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的命运，即宿命。“宿命”是因为跟“看相”“算命”搅在一起而变成神秘主义的东西的，而作为一个社会概念，它本身并不神秘。

作为一种现象，长相甚至与时势、国运都有联系。

看脸能走多远

美是主观的，潘安未必真的是“古代第一美男子”，但他一定是帅哥那一类，至少可以被当做形容美貌的参考标杆，因此才会有人到处夸人“貌比潘安”。

《世说新语》描述潘安出门时，“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万千少女投来欣赏和恋慕，堆满马车的瓜果，就是那个年代女子的玫瑰花。

刘义庆有点损，还要专门把潘安的“美”和其他人的“丑”作对比，“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男版的“东施效颦”，现在看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制造出来的容貌焦虑。

《美人心计》剧照

实际上，“看脸的时代”通俗解释只不过是：古往今来，貌美的男子和女子都是稀缺品，因而都能在众人中受到瞩目。

到了今天，对颜值的评判变得繁琐细致，美还得分“亲和力”的美、“距离感”的美。有的人美则美矣，或面若冰霜，或寡言少语，让人不敢接近。

可见，潘安不一定是最俊朗的，但一定有着标致五官之外的其他人格魅力，比如为人亲和可近，温柔有礼，又或是对妻子出了名的衷情，甚至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悼亡诗》泣念亡妻。

自身俊美却丝毫不沾花惹草，一心一意爱一人，放在现在，简直是超现实的偶像剧男主，难怪吸引那么多少女。

“以貌取人”历来存在。人的心性需要花费时间、功夫和智力去了解，但样貌是最为直观简单的，今天没才华的流量明星遍地走，就是这种审美惯性的典型体现。

光看样貌，容易忽视演员的演技以及角色贴合度

春秋时的齐相晏子，长得又矮又丑，“晏子使楚”的时候，楚国就给他一个狗洞般的小门钻。

想想，如果晏子高大帅气，楚王该怎么去羞辱他？难多了。

《三国演义》里“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的庞统，在赤壁之战中初试锋芒，面见孙权，却不被看好，孙权一看他就“心中不喜”。什么样的人会在了解一个人之前就“不喜”？总之，不是讨人喜欢的样貌。

著名的爱才之主刘备也嫌庞统长得丑，只因怕坏了自己爱才的名声才没有赶走，让他到偏僻的耒阳去做县官，眼不见为净。

还有些更极端的情况。比如唐末的黄巢，生来“形容怪异”，但才干过人，被点名武状元后参加殿试时，把唐僖宗吓了一跳，“唬得魂不护体，半晌方定”，皇帝大怒，当即决定将黄巢退革不用。

后来的黄巢起义，多少有点屈辱反抗的因素。不过，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吓得魂飞魄散的桥段，如今听起来更像志怪小说，好歹大体已算文明社会，就算一个人不懂得尊重他人，几乎人人也都有了把自己拾掇得更体面的意识。

不管在哪个年代，人们都已经有意识地将自己打扮得体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总之，“看脸时代”在某些方面的确被证实，尤其是庞统、黄巢的遭际，证明了相貌比才能重要，更有利于通向成功、权力和金钱。

不过，样貌或许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但绝对不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反而，因为不确定，主观上将其作为筹码，便显得极为危险、幼稚。

还是说潘安，容貌给他带来的“优待”，似乎还是在少女们的瓜果车上最为丰厚。而在仕途之路上，首先是“官二代”的出身让他较早接触到了官场中人，出仕早期就在贾充府上当幕僚，时常为贾充出谋划策。

后来玩弄权势被夷灭三族，也是他自身能力、眼界和时运的问题，与那张脸，已经脱离了关系。

可见，一张好看的脸可以招蜂引蝶，但未必能呼风唤雨。

长相与时运

美的可选择范围多了，看似百花齐放，但就样貌的领域而言，“主流审美”依然差不多依循着同一套：眼睛大点比小点好。

打开社交软件上相关领域的博主，你可能会惊掉下巴：“面部折叠度”“五官量感”“眉骨高度”“凸面型凹面型”……

各式各样看似专业实则多此一举的名词，不断告诉你什么是好看的脸——与十几年前几十年前一样，偏欧式的立体脸孔，仍然被认为比平面的脸更好看。

这是“大多数审美”，有大众传媒影响，有历史时代的影响。

历史上，从乾隆到清末，人的辫子从细长的“鼠尾”变成稍粗的“猪尾”，随着朝代衰败，民族自信开始衰退，外国人的讽刺逐渐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贬损，一度形成了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整体自卑。

美，无不与生命力有关，今天推崇的白皮肤对应面黄肌瘦，面貌端正对应歪眼扭鼻，高大对应瘦弱，大而有神的眼睛、秀发，哪一样不是紧紧关联着蓬勃的生命力？

不过，“自卑”这个词，主指朝内向自己，是埋着头，颔着首的。比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就曾说：白人英俊挺拔，黄人温雅秀丽，黑人则“獉獉丕丕”，不像人类。那时候我们对于非洲人族的认知还有限，但时至今日，外貌歧视至少从理论上早就不该存在了。

在我们国运强大的时候，也曾被外国人夸赞貌美。《后汉书》里记载罗马是“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中国人成为挺拔、端正的代名词。

《绣春刀》剧照

到了今天，一个普遍、直观的共识是：中国人一代比一代好看了。

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平均营养水平提高，新一代的孩子能发育得更充分、高挑。

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千禧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比上一代的平均身高要高出8公分和6公分。

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性的增大，使得基因上的远程交换成为了平常之事。北方人的粗大骨骼、南方人的扁平面阔得到了互补，各取所长。

总之，人的容貌与国家社会命运之间似乎隐隐存在着一种自然逻辑关系，只是谁先谁后的问题。

公平与最终的胜利

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提出的分配原则，可以被视为理论上对“颜值即正义”的最好反驳。

每个人的生活受到诸多运气因素影响，一类是由于人类社会产生的，比如社会制度、财富分配；

另一类则是自然产生的，比如智力、基因、容貌，而这一部分，不仅目前很难被人类掌控，并且是道德上“不应得”的。

相对于容貌，实力更让人信服（《赤壁》剧照）

因此，根据“差别原则”——也可以理解为某种“补偿原则”，在一个理想的良序社会里，那些处于自然有利条件下的人们，有义务对弱势群体进行其他方面的一定补偿。“那些先天有利的人，不论他们是谁，只能在改善那些不利者的状况的条件下从他们的幸运中得利。”在这里，“先天有利”可以被笼统概括为一种“运气”。

著名的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因为纯粹源于运气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不应得”的，不论是血统、天赋、容貌等等，那些天生拥有好运气的人应当明白自己获得了优于一部分人的命运机会，且通过它们轻而易举得到的东西，是建立在其他一部分人的劣势和缺憾之上的，是其他不够聪明、不够漂亮、出身不够好的人群或许努力终年无果的。

而这种理想化的补偿义务，理应由更完善的社会制度来达成，力图通过“后天公平”去弥补先天的不公平。

事实上，不仅是天生容貌的美与丑，所有力求平等、平权的根本逻辑都是这样。

比较容易理解的例子，就是今天靠脸吃饭的诸多流量明星。

在选秀舞台上，观众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样貌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既是自然法则，也是商业法则，但从大众对流量明星的态度，也可略窥一种“补偿原则”：人们很难接受一个只有好看脸蛋而业务能力欠佳的明星，获得高于大多数人的名利。

对于那些没有其他优异才干、仅凭借天生的某样元素就得到超过其应得的财富和地位的人，公众会更期待TA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或补偿，比如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履行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标准和义务。

美是一种天赋，却不是特权。美也是一份好运气，但不该成为标签。更重要的是，当回归理智时，我们得搞清楚合理的价值顺序。

正如其貌不扬的孔子曾提出的观点：最终的胜利，永远属于学问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