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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经济是否要“保6”?专家:“两个翻番”压力不大

“保6”话题热度持续:专家预测2020年增速目标6%左右, 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20年经济是否要“保6”引发的争论仍在发酵。多位受访专家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维持在6.2%左右,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0%左右。如期完成“两个翻番”目标并不困难,经济增速目标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岁末年终,2020年经济是否要“保6”引发经济学界诸多讨论。

今年3季度中国GDP放缓至6.0%,触及今年GDP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2020年的经济增速对于实现“两个翻番”意义重大。

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维持在6.2%左右,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0%左右。2020年如期完成“两个翻番”目标并不困难,经济增速目标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2019年人均收入有望破1万美元的中国,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这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分析认为,基于稳增长需要,2020年需要在逆周期调控上进一步发力,货币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

“两个翻番”压力不大

“近期PMI等先行指标出现了回暖的迹象,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在持续发力,四季度经济可能略好于三季度,全年GDP有望维持在6.2%的水平。”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2%,尽管第三季度降至6.0%,但四季度的GDP有可能略有回升。

徐洪才基于此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可能是6.0%左右。

“原来没考虑经济普查的因素,三季度只有6.0%,不少人都很担心,因为按照原来的估算,今明两年必须达到6.2%才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奋斗目标,这存在一定压力。然而,第四次经济普查把2018年GDP的规模补回来近1.9万亿元,那么明年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并不困难,明年增速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6%左右即可,低一点也无妨。”徐洪才表示,假如今年GDP增长6.2%,明年经济增长只要在5.6%以上就可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同样认为,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左右。

“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前,我倾向于认为明年必须‘保6’,这是个底线,否则就完不成翻番的任务。不过第四次经普中,去年GDP增加了近1.9万亿元,与2018年初步核算数900309亿元相比增加了2.1%。所以我认为,明年目标定在6%左右即可,即便经济惯性地下跌一点,只要低于6%不太多,就不会影响翻番目标的实现。”牛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徐洪才强调,尽管明年的目标可能是6%左右,但在实际运行之中应尽可能“保6”。从长远看,中国经济并非完成“两个翻番”就完事了,这一目标明年肯定没问题,之所以要“保6”,是因为未来数年间中国要力争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最新数据,2018年中国GDP已达92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9700美元,今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将是大概率事件。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徐洪才表示,实现“两个翻番”之后,2025年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中国有望在6年之后GDP增长至少30%,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1.3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在他看来,这并不容易,一方面上述标准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中国GDP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则会拉长与这一目标的距离。另一方面,随着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发展更加注重单位GDP能源消耗、碳排放等质量效益目标。

根据巴黎气候协定,中国承诺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所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结构改革任务艰巨。

亟待提升投资效率

在牛犁看来,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不小压力,一方面外部环境异常复杂、严峻,世界经济仍看不出好转的迹象,欧美日经济都出现明显回落,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另一方面,国内仍有许多短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仍在持续。

徐洪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过去过多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从人口结构上看,老龄化社会正加速来临,新生婴儿出生数量明显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加倍努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防止经济出现过快回落。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中,外需扮演了一定的拉动作用,外贸顺差是扩大的,顺差有可能达到3800亿美元,在此之前外贸顺差连续多年缩小。

但徐洪才认为这并不是好消息,而是一种衰退性的顺差。这是因为进口增长很疲弱,出口弱进口更弱,预计明年很难持续。2020年不能指望外贸顺差对经济有正的贡献,如果投资、消费依然如此疲弱,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更大,中国经济要维持在6%左右,必须在内需上多加一把力。中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发挥投资在稳增长当中的关键性作用。

徐洪才表示,明年赤字腾挪的空间有可能提高到3.0%,将进一步减税降费,同时基建有望进一步加码,有可能适度扩大财政支出,不过这一幅度不会太大。逆周期调节不会再搞大规模刺激计划,未来投资必须“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投资的效率,优化投资的结构,避免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更需要通过改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比如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而这两者目前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民间投资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了下滑,投资信心不足,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金融机构的“惜贷”和“拒贷”等顺周期行为仍在持续,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十分严峻。外商投资也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外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部分产品被课以较高关税;另一方面,国内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

徐洪才认为,逆周期调节对稳增长是必要的,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还是需要通过改革提升潜在增速,在此过程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而这需要一个过程。

大规模刺激不现实

如今,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能。不过,由于消费增速趋于下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也有边际减弱的迹象,其中汽车消费更是持续低迷。

徐洪才表示,最近几年居民消费杠杆率持续上升,已积累了不少风险。稳消费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这不仅能为提振消费提供支撑,更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钥匙。

货币政策方面,徐洪才表示,10月末广义货币(M2)增速为8.4%,这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水平,未来适度的宽松也有一定空间。不超过9%的M2都是可以接受的,而0.5个百分点的宽松力度已是合理区间的极限。即便保持现有的货币投放速度不变,随着经济的逐步下行,实际上也能形成宽松的货币投放。

牛犁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取向应注意分析物价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CPI创逾7年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是推动物价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PPI持续下行。

他认为,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生猪存栏等偶发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是特殊情况,不必过于担心通胀。目前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只要粮价稳住,就不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而工业品方面,几乎各个领域的供应都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也不必担心价格大幅上涨。

牛犁指出,若不包含食品和能源,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8年初2.5%的高位震荡下行,2019年初为1.9%,10月为1.5%,货币政策不必过度关注异常升高的CPI数据。

徐洪才则指出,对于CPI的快速上涨,应通过多养猪、增加供给来缓解。对于持续低迷的PPI,需要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货币政策有一定空间,但大规模的刺激并不现实。

牛犁也认为,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发展,后者显然不是通过大水漫灌获得的。

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明年经济低于6%是否会影响就业的问题,牛犁认为,经济略低于6%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服务业每单位GDP拉动就业的潜力要比第一、第二产业多得多。

“今年美国失业率创下近60年来的新低,只有3.5%。日本更是降至2.2%,创下26年来新低。但前三季度两者经济增速只有2.3%和0.9%,这跟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有关系。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也已超过半壁江山,完成全年1100万就业的目标任务并不困难,这并非‘保6’的充分原因。”牛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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