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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早晨 | 丁帆

上海的早晨(陈钧德作,1978)

这个题目并非是想盗用周而复当年写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恰恰是觉得这部作品对上海风景画的描写缺少点烟火气。


(资料图)

一百多年来,上海在中国人的眼里,那才是人间天堂,而非传统文化里定位的苏杭,上海的衣食住行都是另一个世界的风景——工业革命的现代性最早大面积地植入了这片当年的小渔村,那外滩“渔人码头”的宏大规模,远比西方任何国家的“渔人码头”都要壮美,“东方巴黎”还是晚清至20世纪的说辞,21世纪那就是世界魔都。能够去大上海一趟,都是当年普通人的中国梦。

历史给了我们这一代人实现梦想的契机,1966年的“大串联”,作为十四五岁的少年,我们首先选择去的地方就是上海。

车厢里挤满了沙丁鱼般的同龄人,我们和北京来的一群女生挤坐在靠车门口的地上,连水都不敢喝,否则活人会被尿憋死。中午从南京下关火车站上的车,直到次日清晨才抵达上海火车站。

出了上海火车站,东方才现鱼肚白,我们直接跳上有轨电车,奔向外滩,叮叮咚咚的车铃声,载着早起的上海人,一口似懂非懂的吴侬软语,让我们感到既熟悉,又新奇,当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大上海马路街景真实地浮现在眼前时,反而觉得有点失真了。

后来在电视剧《上海滩》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景线,便更有了一种忆旧的亲切感。再后来,待我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是在朦胧的清晨,看到空空荡荡街市上疾驶而过的有轨电车,立马就想起了上海滩清晨街市的电车。在荷兰风景画故乡的街市上,当我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有轨电车时,也还是想到1966年里我在清晨坐上的第一辆去外滩的有轨电车,那个在张爱玲作品中十分厌烦的车铃声,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初到上海的人来说,那是多么悦耳动听的音乐。

在外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大马路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水的欧式建筑,花岗岩的石基,巍峨的罗马柱,大理石的门庭和深浮雕,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风格。那风景不就是我们小时候搭积木的城堡童话情境吗?它让我想起的是中学课本里学到的那些名词形容词——“十里洋场”“灯红酒绿”,24层的国际饭店,那是中国那时最高的建筑,两旁许许多多欧式风格的建筑群,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然而,路边却没有“卖火柴的小女孩”。

再看黄浦江,各种各样的大轮船停泊在那里,那时想瞧一瞧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轮,可惜没见着。但是口岸上停泊的大轮船,也够壮观的了。我后来就是从十六铺码头登上“民主19号”去了温州的。

外滩的海关大钟响起了《东方红》的音乐,敲响了8点钟,我们行走在南京路上,那是十里洋场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一眼望不到头的商场店铺,都不是一般消费水平阶层闲逛之地。街市上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以畏缩的脚步行走在南京路上,看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一帮穷学生,除了缝在内裤里的二三十元救急用度,哪敢越雷池一步。

那时的淮海路倒是普通市民消费之地,也是我们买上海货的去处。的确良衬衫不要布票,算是普通市民的高档商品了,尼龙袜可是时髦货,也非少年的首选之物,一直逛了几条街,都没有我们所需的商品。直到在一家食品店,望见了最让我们向往的上海牛轧糖和话梅糖,兴奋之余,大家找到公共厕所,战战兢兢从内裤口袋里掏出5元大钞,买了二斤糖果,便匆匆又跳上去安国路的有轨电车,赶往上海第四师范学校登记住宿。

哪知登记入住时,却发现少了一人,疲乏之际,也就随便他去了。吃了食堂里的馒头,又去附近的街巷里闲逛,看到诱人的奶油面包和卤菜店里各种熏烧,直咽口水,饥肠又辘辘了,于是,一干少年便下定决心,每人买了两只面包,五个5分钱一只的油炸麻雀,合伙买了一瓶上海“神仙大曲”。杯觥交错、酒酣耳热之际,走失的那厮回来了,他十分沮丧又十分兴奋地叙述了他勇闯上海滩的故事。

他悄悄溜进了国际饭店,门童见了他,也未敢拦截——虽然那厮面色黝黑土气,却也戴着红袖箍。于是他欲登临24层楼上去观光上海滩,却不料电梯只停到16层,下得电梯,进的却是一个餐厅。正当他倚窗凭栏独眺,只见侍应生送来一块热毛巾,请君入座,他只得就范,拿着菜谱,胡乱点了两菜一汤,狼吞虎咽,瞬间便吃喝殆尽,居然也留下一口汤,以示尊严。一结账,竟然要16元,大约值如今的1600元吧,他抠抠索索从内裤里掏出了仅有的皱巴巴的20元。待侍应生随后举着托盘走过来,他便拿起找零的4元,飞也似的奔向电梯。

其实,上海滩上并非都是《子夜》里描写的资本家的生活风景,也不是《上海的早晨》里“星二聚会”那样的场景,更多的则是市民阶层充满着烟火气的风景线。

次日清晨,我们穿梭在里弄巷陌中,大饼油条店门前,小菜场的摊位上,挤满了提着篮子的男男女女,人们匆匆而来,急急还价,那是上班族每日必须的早课。上海的早晨是快节奏的,虽然那是吃大锅饭的时代,上海人的平均工资也是全国最高的,但他们的节俭却是其他任何城市的人都无法想象的,我们原来嘲笑上海人极简的早餐,开水泡饭,一家人把一两根油条切成小段,用酱油一拌,权当上好的下饭菜——节食又节时的餐饮,乃是这十里洋场百年来普通市民的生活风景,那是为了适应快节奏的不得已的生活习惯。那时,各省使用的地方粮票,最小计量是一两,唯独大上海有半两计量的粮票。

那年我去八舅家,他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副教授,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甚是热情地请外甥吃饭,也是小碟盛菜,小碗装饭,两小碗下肚,半饥半饱,便不好意思再添了。

直到奢靡的21世纪,一个青年时代同锅吃饭、同室喝酒的江湖兄弟,成了上海滩金融证券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做东请我在上海梅陇镇的黄河饭店里吃饭,不算鲍翅,八两重的两年生大闸蟹,舟山群岛空运过来的活的大黄鱼,加上一坛40年的花雕,那是我一生当中最奢华的一次晚餐,想起当年我们就着食堂里的烧青菜和萝卜干喝扬州白的情景,以及少年插队在乡间喝瓜干酒的苦乐,亦喜亦悲。

那些年,每每去上海华东师大编写《大学语文》,齐森华先生都要请客,知识分子请客亦不寒酸了,往往不再是培训中心餐厅里的菜谱,而是挑选上海的著名酒店就餐;徐中玉先生不喝酒,吃菜也少,钱谷融先生则是十分喜欢美食者,引出不少有趣的佳话。南开的陈洪与复旦的朱文华则是酒仙,我们时常是一醉方休,即使是去外地,我们都是踏着上海早晨的薄雾起航的。

大约在2008年前后,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请我们一干人在上海的摩天大厦吃饭,俯瞰上海滩风景画的惬意,品尝着昂贵可口菜肴的美味,仍然让我回忆起1966年那次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的往事。

斯人已逝,时代在巨变,上海的早晨却永远雕刻在历史的罗盘上。

2023年7月31日草于南大和园

作者:丁 帆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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