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州是中国古代多种文化融合交汇之地

朝阳在唐代称柳城，是营州治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共出土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这一地区的上层人物。墓志以法度严谨、风格整饬、体势端庄的楷体字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以及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方面内容。

1972年，朝阳西北于家窝堡附近发掘出一座唐朝墓葬，墓主人为韩贞(与下文万佛堂石窟中的韩贞重名)，曾任“检校蛤戍主”(戍边官吏)。1990年朝阳工程机械厂院内出土了蔡泽、蔡须达父子墓葬。这两座唐代墓葬与西安地区唐代早期墓葬形制基本相同，随葬品的风格也具有明显的北朝遗风。墓志显示，蔡泽、蔡须达父子是从长安来到营州戍边的，蔡泽曾任御仗都督之职。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冯永谦告诉记者，考古证实，隋唐以前，由于民族大流动、大迁徙，使得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持包容与开放的态度，中亚商人来营州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营州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文化传播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庆州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一组泥俑、陶马和十二生肖像，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这些文物与朝阳唐墓中出土的文物非常接近。”冯永谦说。

结合史料和墓志记载，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存在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营州的地域文化由此传播至东亚。冯永谦评价说：“这条路线不仅是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也是连接农耕与草原文明的纽带与桥梁，多民族文化在此碰撞、融合、升华，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营州作为中国古代多种文化融合交汇地，一直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连接西亚与中国、中国与东亚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草原丝绸之路上历史悠久、辐射广泛、影响深远的重要节点。”

北魏时期 石窟艺术兴盛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研究馆员李新全告诉记者：“对营州的经营是从北魏时期开始的。”

北魏时期的石窟艺术对中原文化影响很大，而营州处于石窟艺术传播节点上。李新全给记者绘制了一条石窟艺术的传播路线。“其路线与我国大唐时期的玄奘去印度取经的路线大体相当，即由西域一路向东到达今天的伊犁、哈密地区，途经额济纳、呼和浩特、大同、张北、宁城、朝阳、义县、辽阳，经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列岛。”

史料记载，从汉代开始，石窟艺术从印度经西域东传，“三燕”时期得到发展，至北魏孝文帝时期兴盛。由此，“西起昆仑，东至东海，南抵吴越，北达幽燕”的广大地区，一大批石窟被开凿出来。辽宁大凌河北岸的义县万佛堂石窟群，就是这一时期开凿的。

“可以肯定的是，石窟艺术在东传过程中，营州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敦煌石窟到炳灵寺石窟、从云冈石窟到万佛堂石窟的传播，就是文化传播、融合过程。”李新全说道，隶属营州的昌黎(今义县)地处大凌河岸边，是石窟艺术传播、融合的节点，成为开凿石窟的理想地点。

义县的万佛堂石窟群背倚福山，依山开凿，南临宽阔的大凌河。隔河望去，只见一片广漠的田野，远处轻烟漫笼，草树田畦，阡陌迤逦，近处石崖绝壁，洞窟连缀，宛若唐人诗境、宋人画卷。

万佛堂石窟内有一方《韩贞造像记》题记，结尾处刻有“慰喻契丹使员外散骑常侍昌黎韩贞”的字样，可见这块题记是北魏时出使契丹的使团所留下的，印证了这个地方是北魏出使契丹的交通要道。由此可以看出，使团从柳城出发后，向东过今义县再北折至契丹牙帐，这条交通路线的外延部分又是北魏时东北腹地勿吉人的朝贡路线。“可以说，《韩贞造像记》为研究医巫闾山地区的民族史、地方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李新全说。

李新全指出：“魏晋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迁都，学习汉文化，促进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隋唐两代皇帝都有重用外族大臣的传统，如独孤氏和长孙家族，就连唐太宗李世民本身也有一半鲜卑人血统。民族观念在南北朝、隋唐时开始淡化，很多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其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逐渐融合。而营州因长期的民族杂居，沉积的各种文化在隋唐时期得以更好地融合。”

开凿万佛堂石窟意在彰显皇恩

比《韩贞造像记》题记更有名气的是《元景造像记》石刻。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立国最久，因此这一时代的书法碑刻统称为“魏碑”。魏碑体现了中国书法由隶书向楷书演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正是义县万佛堂内的《元景造像记》石刻。

《元景造像记》石刻全称“平东将军营州刺史元景造像碑”，因刻于北魏太和年间，亦称“太和碑”，系营州刺史元景所建，被称为东北地区“最后的魏碑”，遗憾的是，最初刻在石壁上的400余字，如今仅剩304个字。

沈阳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卢林介绍，北魏太和年间，正处在中国书法史中隶书向楷书演进的变革时期。特别是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汉化改革达到高潮，书风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彻底摆脱了隶书的遗韵，逐渐形成了“斜画紧结”的“洛阳体”楷书，成为北魏石刻中通行的、规范的文字，即魏体字。

此碑文字体方圆兼备。近百年来，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国内众多文化大家都对这块魏碑字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天骨开张，光芒四溢”“元魏诸碑之极品”。

冯永谦则表示，《元景造像记》石刻还有极其深远的历史考证价值。

万佛堂远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元景造像记》石刻却较早地使用了只在北魏元氏皇族成员的墓志中出现的“洛阳体”，说明营州在当时已经采取了跟中原一样先进的文化建构。北魏时期，营州是北魏的东北边陲重镇，与库莫奚、契丹等部族相邻，为维持稳定，北魏建国之初便在此设置军镇，后又增设营州，以统治民众并巩固边防。

冯永谦指出，很多人认为元景开凿石窟的用意是为孝文帝祈福，这实际是低估了元景的功劳。冯永谦说：“要弄明白这点，首先要从元景的身份讲起。”

元景出身于北魏元氏皇族，据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曹汛考证，元景是孝文帝的叔叔。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九月之前，曾任“集书省”长官之职。“集书省”负责管理国家的图书典籍、草拟圣喻、传达王言等职能。

据史料记载，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其汉学功夫很深。“依此推理，元景能出任如此要职，决不是碌碌之辈。太和廿三年前后，元景以皇族身份出任营州刺史。身为皇族、封疆大吏、地方要员，无论元景以何种名义去凿窟造像，都会被认为这是一种代表着朝廷的行为。所以，给孝文帝凿窟造像的真实意义是在向周边部族彰显皇恩，‘轨瞩东民’。所刻题记数百言，是在‘述国之然祉’‘彪蔚以文其响’，意在对周边部族做育化宣传。”冯永谦说，《元景造像记》石刻的背后隐含着北魏朝廷的意志，是比较正式的碑文，所以，使用的书法必然是正规的“铭石之书”，即“洛阳体”书法。

万佛堂石窟保护示范工程今年实施

辽宁日报记者 吴限

万佛堂石窟从北魏太和年间开凿以后，所历各朝都进行过维修和重建。为了保护好万佛堂石窟，新中国成立后，义县有关部门也多次进行过修缮。

万佛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万佛堂石窟现在的主要隐患是岩体风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岩体崩塌。万佛堂石窟岩体为砂砾结构的火山灰岩，这种岩石孔隙率高，结构疏松，吸水性强，容易被水溶蚀。石窟所处地区冬夏之间、昼夜之间温差都比较大，温差引起水在岩体中的变化是岩体被风化破坏的主要因素。义县夏季白天气温最高可达38℃以上，岩体表层可达70℃，夜间可降至20℃。冬季最低气温可降至-20℃。温度的频繁变化使吸水的岩体反复涨缩，危害岩石结构，加剧岩体破坏，亟待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

2021年3月，为抢救和保护辽宁境内像万佛堂石窟、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了对全省石窟寺的专项摸底调查工程，经过半年的摸底调查，已经全面掌握了我省石窟寺各项情况。

接下来，省文物部门将充分利用和转化这次专项调查的成果，高标准编制保护计划。在今年实施对义县万佛堂石窟、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的保护示范工程，消除文物险情。记者获悉，今年，万佛堂石窟还获得了中央预算内投资1600万元。该保护项目建成后，将有望彻底消除万佛堂石窟面临的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