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的背后

是一种精神品格

德胜门、宣武门、安定门……从这些地名之中便可以感受到北京与“武”之间的关系：武源于争斗，继而战争，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演绎着一出又一出的抵御外虏、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可以说北京城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是一种救苍生于水火的爱国情怀的象征。

在民间，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也有着一种侠肝义胆的品格和精神追求。普通老百姓爱听武侠类的评书，痴迷于武侠英雄：从《三侠五义》到《雍正剑侠图》，从锦毛鼠白玉堂到童林童海川……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这些人物，归根结底，就是这些武林人物除恶扬善、扶危济困。

而王五的身上，融合了上述两种“武”的精神与品格，下为黎民百姓，穷苦大众，上为国家前途，抵抗列强，尽显“侠之大者”四字。就像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所说的，《大刀王五》不仅是武侠人物，更是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爱国志士。百日维新的艰难过程中，大刀王五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一个镖师的社会责任，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武”的背后是与“文”相济

长期以来，人们对北京文化有一种误区，那就是北京文化属于士大夫文化，强调“文”，注重“雅”，实际上北京的文化在呈现形式上，也总是“文”“武”相济。就如同谭嗣同与王五之间，相互扶持，共同成长。北京的文化，没有“武”，文则柔弱无力，如慈禧垂帘下的同治、光绪;没有“文”，武则浑浑噩噩，不过是《定军山》里的夏侯渊而已。

仅京剧而言，从谭鑫培起就有了“文戏武唱”之说，从杨小楼起就有了“武戏文唱”之说。谭鑫培本来就是武生出身，改为老生，虽然其嗓音被时人形容为柔糜，但其实他的武戏和武术功底，让他演的戏并非柔糜而更有豪迈硬朗之气，因此并不能只听《秦琼卖马》“店主东……”或者《乌盆记》里的“未曾开言……”而不说《定军山》里的黄忠、《翠屏山》里的石秀。

同样，杨小楼的“武戏文唱”并不是把武戏往温了唱，而是在对剧情和人物有认识的基础上，把武戏往“文化”上去演，让武打技巧、演员功架服从人物、服从剧情，从而让所演之戏有味道、有嚼头、经琢磨，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武戏中戏文所体现的思想、大将英雄所展现的精神、武打技巧所渗透的理念完整地传递出去。

人们通过高宠的大枪，懂得了什么叫做“大忠”，人们通过高登的扇子，懂得了什么叫做“大恶”，人们通过黄天霸的金镖知道了什么叫做“大奴”，那今天，人们通过王五的大刀是否会明白什么叫做“大侠”呢?这是《大刀王五》这出戏在当下京剧舞台上的一种使命吧。

“武”的背后可观市井百态

为了更好地塑造“大刀王五”这个人物形象，主演詹磊曾亲自去“源顺镖局”旧址探访。虽然物是人非，今天的“源顺镖局”原址只剩下那个铭牌，但是在旧时的北京，镖局众多，乃至于很多作品，如传统相声《大保镖》里都提到了镖局和保镖这个行业。

同时，从事镖行的人来自各地，南北往来，呈现的是一种融合之象，这也再次证明了北京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包容之都。挖掘和研究北京的镖行和镖局，特别是沿着中轴线分布的这些镖局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轴线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镖行与镖局在旧时北京的兴盛，也进一步说明北京的武术和武文化的积淀。镖行虽然重视江湖规矩，但是更重视真正的实力，没有真本领保不了镖。而真正有本事的武术大家和武术人才，用今天的话说，那也是老百姓心中的偶像。所以在旧时的天桥，便能看到两种“武”：一种是靠实力的以武卖艺，观众看的是能耐;另一种是靠花架子和嘴皮子来“骗”，观众纯粹看的是热闹。

如今，“尚武”精神依然能够体现在北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刀王五》创排过程中，北京京剧院的艺术创作者曾经到万芳亭公园采风，与马家堡武术队的老大爷们攀谈交流。在北京，民间武术组织和武术爱好者不在少数，甚至很多年轻人喜欢上了北京传统的撂跤。这些都说明“武”文化在北京民间的传播与传承。

根本上，北京的武文化强调的是“尚武”而不是“好斗”，以武德来约束和规范自己，而不是以武欺人，是要以“武”来强健人的体格、塑造人的品格、磨炼人的意志，任何时代，这都是不可或缺的。

《大刀王五》这出新编武戏，或许真的可以让我们正视和关注北京的“武”文化，也可以重新认识北京人，那个骨子里的硬气和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