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魔咒。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划分，人均GDP在1006美元至3955美元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在3956美元至12235美元之间的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超过12236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中国全年人均GDP为8836美元，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如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数十年里却一直停滞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阶段。

世界银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我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之。

从上述研究结果看，

本文主要整理自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正和岛作为东方出版社合作伙伴，经授权发布。

作 者：贺雪峰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为什么会有中等收入陷阱？

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本国经济在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所处位置有关。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发展战略是进口替代，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经过30年的工业化，到70年代末期，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转而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沿海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改革开放前30年进口替代战略所积累起来的强大工业能力，所培育出来的全民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动员能力，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出口制造能力，并在短期内使“中国制造”无处不在，最终成为“世界工厂”。

出口导向战略的前提是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依靠比较优势来发展。改革开放前所积累的强大工业能力使中国在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后，自然而然主要依靠高素质廉价劳动力，在低端制造业中充分地发挥优势，扩大出口，并从中获取利益。

刚开始办经济特区搞出口导向的想法是两头在外，独立循环，即在沿海通过原材料在外，市场在外，而不影响国内经济的成长。

不久，两头在外的格局没有改变，之前设想的特区模式却没有实现，即沿海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不仅原料在外，而且所使用的生产线也是从先进工业国进口，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出口，而且对国内同样的产品构成了巨大竞争优势，导致国内所有制造业都引进国际生产线，之前国内完整的产业链中的重工装备行业全面塌陷，中国产业结构轻型化，产业主要集中到技术最少、利润最薄的加工装配行业，凭借廉价劳动和廉价土地资源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工业制造能力。

当“中国制造”能力越来越强，国际上低端产品的市场却越来越饱和。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国制造”就可能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环节。

中国要想突破锁定，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是由当前低进入壁垒的加工装配行业向高进入壁垒的重装行业升级，一方面是由价值链底端的生产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品牌环节升级，从而可以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占据竞争性比较低、定价权比较大、利润也就比较高的产业环节，实现经济的升级腾飞。

但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由价值链底端上升到价值链高端，由低附加值进入高附加值，需要有足够研发投入、品牌培育的时间与资源，需要有国家战略。

目前占据国际分工优势位置的先进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技术、资金和管理上的极大优势，而且是国际分工规则的制定者，掌握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

这些发达国家必定会借助各种非贸易壁垒来保持自己优势的分工位置。

正是这个原因，整个20世纪，除韩国这个美国人特殊关照的“小兄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以外，不再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大国跻身发达国家，即使如巴西等拉美国家曾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人均远高于中等收入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最终功亏一篑，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由“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

不过，中国与一般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同：

第一，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国，中国人口总数比目前欧美日人口总和还要多。中国的崛起将极大地改变国际经济政治的格局。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老牌发达国家想方设法设置障碍是必然的。

第二，中国具有极大的纵深，从而有可能在出口导向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仍然保持自己的市场与增长，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及以市场来发育自主的技术。

第三，中国是有自己特殊制度安排、经历了30年进口替代从而形成了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因此具有更为强大的自主发展能力。

所谓中国崛起，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就是要将当前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变身“中国创造”，就是要千方百计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就是要让中国经济步入国际分工体系中附加值比较高、价值链比较顶端的部分中去。

因此，

若能做到，则中国经济发展就可以进入良性循环：由高能耗、高污染、高竞争、低科技、低垄断、低利润的“中国制造”，到低能耗、低污染、低竞争、高科技、高垄断、高利润的“中国创造”。

一旦“中国创造”代替了“中国制造”，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就迎刃而解，企业高利润，工人高工资，国家高税收，这样就可以让所有中国人都可以获得高福利。这样的城市化自然是又好又快、有质有量的城市化。

由“中国制造”变“中国创造”需要有时间，还需要有战略和策略。要战略策略正确，又有足够的实施战略策略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20世纪几乎所有一度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其中的关键方面就是这些国家在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战略与策略时，无法获得资源纵深与时间缓冲。

产业升级要有时间要有资源。但一般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固然不容易，进入之后，很快又会陷入既得利益结构中，危机四伏，全面紧张，从而无法集中资源于产业升级，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坑里。

具体地说，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利用廉价的资源、土地尤其是劳动力优势来加入国际大循环。随着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劳动力价格逐步上涨。所有人的利益期待都进一步增长。

国家为了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为了解决各方面出现的利益期待，而不得不提高税收。劳动力进城后，工资上涨，涨上去一般就很难降下来。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和投资环境变得僵硬，出口导向型的加工装配业就越来越无法存活下去。由此导致一个国家高端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低端产业却又已转移出去的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产业空心化，所有人的利益预期却没有下降，既得利益结构已经形成，每个人和每个阶层都充满了不满乃至愤怒，结果就由经济下降变成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中国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要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又要为实施产业升级战略提供足够的资源纵深和时间缓冲。

从这个意义上讲，

“中国制造”就必须要继续保持优势，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就不能动摇，中国产业结构中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就仍然要保持。

这就要求，在中国仍然未能真正完成产业升级，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在“中国创造”未能成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主导力量之前，

构成“中国制造”优势的因素大致有四：

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土地资源的相对廉价，三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形成极其庞大高度复杂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体系，四是中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物流、电力、信息、基础教育、城市基础设施等。

以上四点是“中国制造”在未来30年仍然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继续拥有“世界工厂”地位的基本条件。

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在未来30年，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但并非就一定要消灭“中国制造”，一定要改变出口导向战略，而是两轮驱动型发展，其中一轮是通过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来获得就业，通过血汗工厂获取血汗钱，另一轮是将“中国制造”所获血汗钱用于推动“中国创造”，让“中国创造”逐步成长，产业逐步升级。

这样就形成了两轮驱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型。

除以上两轮以外，中国还有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占中国农业就业绝对比重且与中国进城农民工有密切联系的传统农业一块。

这一块也极为重要，其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为“中国制造”提供了极具弹性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供给;

二是为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提供了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居所，使中国农民可以避免落入城市贫民窟的处境，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

三是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了退路。

后面两个结合起来的含义就是，中国小农经济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实质上成为了中国现代化中基础性的驱动力。

这样就构造出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三轮驱动发展的格局：

传统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业和产业升级。前两轮是为第三轮提供保障的，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关键是产业能否升级，若没有前面两轮保驾护航，产业升级就必是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