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 　　当前，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表现为增速放缓，也表现为结构调整以及风险显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巨大压力，股市、汇市、债市的异常波动，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突出，导致经济金融运行新老问题叠加，金融体系潜在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财政和金融运行新常态，随着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潜在的金融风险正逐步向财政传导。财政与金融风险互相传导和交织，日益复杂和扩大。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三年主要任务是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这是切中要害的战略判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钟瑛在接受《中国经济报告》采访时认为，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应树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财经工作全局观，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维护财政金融稳定;促进财政金融政策相互协调，合力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

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潜在风险因素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中国财政金融体系存在哪些潜在风险因素?

钟瑛：我认为，潜在风险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金融体系内风险聚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未能实现金融结构优化，风险在金融体系内不断聚积。主要体现为：一是金融市场结构失衡。中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这种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导致系统性风险主要积累于银行体系内部。同时，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不足，债券市场中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割裂，银行间市场由商业银行主导，致使风险仍高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二是金融机构治理失范。由于股权结构不够合理，使得银行机构治理改革进展缓慢。三是金融监管失位。一些金融创新工具如银证合作、银基合作、互联网金融等不断涌现，现行金融监管常常不到位，导致易产生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不适应当下中国金融创新的发展趋势。

2.现行金融制度安排难以隔离金融和财政风险。中国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国家财政给予了极大支持。但由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金融风险向财政传导的路径愈来愈多，对国家财政安全造成较大的潜在威胁。中国现行金融制度安排体现为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制度。一方面，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具有财政化应用的特征。由于国有金融体系履行了本应由财政承担的责任，若金融机构出现经营风险，其所产生的金融风险最终仍由财政负担，导致金融风险必然向财政风险传导。另一方面，长期以来金融机构由于股权结构不够合理，股权问题不清晰，使得银行机构治理改革进展缓慢。而政府作为产权主体，直接持有银行机构的股权，银行机构若破产，会使国有资产权益遭受损失;商业银行若倒闭，还会威胁财政存款的安全。

3.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加剧。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金融体系货币总量大与实体经济资金偏紧形成强烈反差。货币投放总量巨大，广义货币增速持续高于GDP 增速，但实体经济资金偏紧，融资难融资贵持续存在，实体企业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等经济薄弱环节融资难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金融过度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乏力形成强烈反差。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金融业资产扩张、利润总量和收益率持续维持在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发展乏力。具体而言，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加剧，其根源是资本的相对过剩。在当前发展方式和体制状况下，由于投资回报率低于利率，资本增值渠道受限，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方面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比例降低;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资金投入到金融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比例增加，造成市场投机炒作和泡沫。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自身泡沫化风险加大的同时，投机资本进一步加剧经济的泡沫化，致使金融不稳定和经济不稳定。

从三个方面着力防控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防控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钟瑛：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1.树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财经工作全局观，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当前，中国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在更大范畴下进行，需要有全局观，坚持财经工作为政治大局服务的原则。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需要完善金融市场，包括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等，使得金融机构能更为公平地竞争;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从过去赚取“存贷差”转变成一种服务平台。同时，提高金融效率还需要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使得融资渠道更加畅通，这样，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二是需要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一方面，推动成长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跨境金融资源配置权的中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合作性金融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需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和改革监管体制。目前，金融监管依然呈现碎片化的现象，监管跟不上市场变化，迫切需要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提高监管精准性和监管效率。

2.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维护财政金融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财政与金融工作既统筹规划又相互交织，二者相关性较强。当前，应加强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建设，切断财政金融风险传导路径。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维护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加强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特别是人民银行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作用，密切配合，同时强化对稳定金融体系重大问题的磋商机制。其次，需要加强财政、金融与发改委等部门的合作，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加强财政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合作，建立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再次，需要加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风险隔离中的作用，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的机构网络，具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应急处置、化解金融风险的条件，进一步打造并形成管理处置不良资产的专业技术和能力。

3.促进财政金融政策相互协调，合力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稳住货币政策，更多地从金融角度来考虑，包括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等，将这些政策与各种财政政策综合起来考虑。一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与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发力，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要引导利率回归正常水平。二是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财政和金融应通过政策的相互配合来恢复市场原有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财政可通过政府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来助力创新与转型，使财政和金融在科技金融方面形成合力，推动创新、提升传统金融系统效率、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总之，财政、金融政策的运用中，需要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量、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来加强预调微调，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等，从问题导向出发，来解决当前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