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在家

许渊冲在翻看钱钟书写给他的信。

一个世纪了，许渊冲身上始终贴着“狂”的标签。

求学时，他狂。他1921年生，1938年以第7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成绩排在外文系的前列，唯一让他服气的同学，大概只有物理系的杨振宁。在同学们的印象里，许渊冲嗓门大、性子冲，人送外号“许大炮”。

搞学问，他也狂。他翻着自己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斩钉截铁地说：“傅雷翻译的不如我。”

他的狂是文人的狂。他与同行们争论直译好还是意译好，被指着鼻子骂过，被写文章批评过。他自然不甘示弱，用同样犀利的笔触，反驳回去，一度令一位翻译名家大动肝火，表示再也不会给许渊冲发表过论战文章的刊物投稿刊文。

“你翻得不如我，就不能反对我。要是说我的不对，你翻一个更好的出来啊？”他回忆这段往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比划着说，声音越扬越大。

如今，他的名片上直接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被许多人指责为狂妄，又自言“狂而不妄”。

他的翻译讲究三美：“音美、形美、意美”，认为翻译文学作品时，最高标准是传达感情，求真是低标准。

夸他的人不吝于溢美之词。华中师大英语系主任陈宏薇教授写信称赞他，翻译“形神兼备”，论文“字字珠玑”，“这就是大家的风范吧”。

现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许渊冲对翻译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性格敢爱敢恨，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

骂他的人，说他狂妄，某一次香港翻译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会的负责人，当面指责许渊冲“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许渊冲当场顶了回去：“那要看瓜甜不甜。如果不甜，那是自夸；如果货真价实却不许夸，那不是让伪劣商品鱼目混珠，充斥市场吗！”

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他获得了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亚洲翻译家。

“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自信，就应该有点狂的精神。五千年的文化，是智慧的传承，是精神的传递。”他说。

如今“北极光”的奖牌，正放在书架最醒目之处。和记者每提到一本过往的书，他就匆匆把自己从沙发里挪出来，连拐杖都来不及用，“噔噔”走到小书架前，把要找的书扒拉出来。他动作快到令保姆着急，连忙上前扶住他，塞回沙发里。

老人家仰坐着，将知名的翻译家历历数来。“我这样的人，就这么一个！”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强调，“几千年来就这么一个！”

他翻译了150余本

如今，100岁的许渊冲，每天在狭小的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那实在是份看不到头的工作，莎士比亚一生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

许渊冲从1983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到1991年70岁时才退休。远在美国的儿子想接老两口过去，他拒绝了，不愿意离开故土。

退休后，少了教书工作对精力的抢夺，他的译作从先前的20余本,在近30年中，增长到150余本。

他译成英文的第一首诗是林徽因的《别丢掉》，彼时他刚满18岁，在日记里记下了两个灵光一现的绝妙韵脚，顺便夸了夸自己：“第一次译诗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小小得意呢！”

他亦是在同一年第一次上钱钟书的课。在许渊冲的印象里，钱钟书总是面带微笑，讲话风趣，一口牛津腔，与旁的教授不大相同，“仿佛是个英国人”，却也“太年轻了”，只比自己大了10岁。课上了3天，许渊冲一边读着钱钟书发在报刊上的新文章，一边啧啧感慨钱先生“妙语惊人”。

许渊冲在自己的书中写道，1940年，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来到昆明，许多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起报名服务，包括他自己。

在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许渊冲与另一名志愿者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说到“三民主义”的时候，当时的翻译把“民族，民权，民生”，译成了“nationality，people’s sovereignty，people" s livelihood”。

“外宾听了也莫名其妙。”许渊冲说。

他当即举手，大声说出了自己的译法，“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

这是许渊冲第一次在口译上“小试锋芒”，会后，外文系的系主任陈福田也夸了他。

1948年，许渊冲前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3年后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教书。他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建议——共产主义“翻译错了”，原文没有“产”的意思。

幸好，他这一观点被归入了“学术问题”只是。可他“狂妄自大”的形象，也自此流传开去。“三反”运动时，他被评价为“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检讨做了7次。

1958年，他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站在大太阳底下被批斗，缘由是不同意用分行散文的方式进行翻译。

许渊冲用的翻译方式是韵文，他一边被暴晒，一边不肯罢休地嘀嘀咕咕，琢磨着怎么翻译《沁园春·雪》。一会儿觉着，自己把“惟余莽莽，顿失滔滔”的音韵节奏都翻译出来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成功把“略输文采，稍逊风骚”的对仗也译出了精髓。他神游天外，暗暗得意，深觉找到了“消磨时光的绝妙方法”。有一次他挨了100“鞭”，“用树枝打”，疼得他只能坐在妻子照君帮他找来的救生圈上。可即便是皮肉之苦，也没能消磨掉许大炮在学术上顽强的战斗意志。

2007年他患了癌，做手术切掉了一部分肠子，医生保守估计他还能再坚持7年，7年后，直至如今，那个“估计”果然显得过于“保守”。

即便年逾九十，他仍然显出十二分矍铄。近年来他有些耳背，说话的音量比过往大了许多。采访他时，提的问题大多不能叫他满意，他不时地大声打断，“就问我这样的问题吗”，又说，“去看我的书，书里都有”。

保姆说，这已是老人家对媒体的常态。

“五十年来《红与黑》，谁红谁黑谁明白”

他的一个世纪里，最大的“战斗”恐怕是直译与意译的论战。

过了几十年，他还记得老师曾讲的：翻译最大的问题是只译了词（表层结构）而没有译意（深层结构），说有一个外科医生医治箭伤，只把箭杆切断，却把箭头留给内科医生去取，外文翻译决不能学这个外科医生。

1995年，翻译家韩沪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认为许渊冲的版本，“不仅与原文太不等值，而且已经不像是翻译，而是创作了”。紧接着，翻译家施康强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里，详细分析了不同版本《红与黑》开卷第一句不同译文的特点，同一句话，罗新璋译成“风光秀美”，到了许渊冲那里，就扩张成了“山青水秀，小巧玲珑”。施康强评价，“许先生对四字成语情有独钟”。

许渊冲的翻译方式，通常并未改变原文结构，却爱在形容词上下一番功夫，诗词的韵味仿佛揉在他骨血里，哪怕是在许多同行看来，应当平铺直叙的时候，他也要在用词的节奏和色彩上，添上自己的理解。

那场笔墨硝烟里，一篇篇论文成了翻译名家们承载观念的武器，哪怕师出同门如许渊冲和赵瑞蕻，也顾不得平日的交情，各自站定立场，你来我往，投笔为枪。

哪怕是一向与许渊冲交情甚好的许钧，此时也秉持了不同的观念。他认为翻译应尽量再现原作风格，译者“是否应该克服自己的个性,以表现原作者的个性”。许钧直言，“郭（宏安）译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再现原作的风格上所作的可贵努力和取得的良好效果”。

“可见他认为郭宏安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而我却是不克服自己个性的译者。”许渊冲在回应许钧的文章里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