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文物发现和考古发现有什么区别，可有一点是一样的：偶然发现超过有目的的发现。偶然的文物发现，实在太多太多;偶然的考古发现，数量也惊人。下面看看几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中的偶然例子——也就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实例：

偶然发现之一：马王堆汉墓

1951年冬，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在长沙东郊马王堆，发现了两个东西相连的大土冢，他判定为汉墓。1970年，湖南军区的医院选定在两个大土冢下挖掘地下工事，建造地下病房。就在一个巷道口掘进数米后，施工的工人发现塌方严重，便找来铁棒探查。谁知底下竟冒出气体，他们以为是空洞，就赶紧舀水往里面浇灌，但一股强大的气压却把水喷上来。有人提议再用火试点一下，道口竟冒出了蓝色火苗。人们大为惊疑，立即向湖南军区作了报告。

电话几经辗转，三天后，湖南省博物馆才接到报告。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的专家侯良先生等人毫不知情，他们在路上还估计着是否是汉墓遭到了破坏。到达现场，发现果如所料，他们看到有许多人还在墓上点火抽烟。考古专家根据经验推断，凡是有气体冒出来的墓葬，地下文物就保存完好。这显然与密封有关，密封也就意味着墓葬没有遭到破坏。

其实，马王堆汉墓并不是偶然发现的，而是军队当时“违法”作业，导致了偶然的考古发掘。马王堆汉墓早在1961年就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了文物保护标志。可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特殊年代，文物保护也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路，无人能挡也无人敢挡。偶然的发掘又引发意料之外的考古大发现，还是离不开偶然二字。

偶然发现之二：满城汉墓

下面说的这个偶然发现，也与军队施工有关。

1968年5月，解放军某部官兵正在河北省满城县的陵山上进行一项军事工程施工，不料碰到了破碎带。施工点只好避开破碎带，另寻新的作业地点。可就在重新选定的地点，放炮炸掉的石头竟然眼瞅着就不见了。官兵们很奇怪，过去一看，发现了一个大洞。

战士们从洞口下去，发现洞穴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拿出了几件，一看是文物，就不敢再动。工程立即停工，马上向省里报告，省里再报中央，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负责办理。在北京军区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组成联合考古队，拉开了考古发现的序幕。结果更出人意外，战士们发现的洞只是“凿山为陵”的第一个墓，编为1号墓。就在清理这个墓时，又发现北边约六十米处的山石岩层有被扰乱的迹象，果然那里还有一座墓，定为2号墓。

这两座墓葬所在的河北省中部偏西的满城一带，在汉代属于中山国境内。陵山不高，海拔只有两百多米，却面朝地势宽阔的大平原，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实为风水宝地。1号墓的主人是西汉景帝刘启的皇子、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刘彻的庶兄。2号墓的主人是刘胜的妻子窦绾。《三国演义》中刘备自称为汉中山靖王的后人，如果属实，那刘备就是此处满城汉墓的主人刘胜夫妇的后代。

这座“凿山为陵”的并穴合葬墓，开凿在山岩中，墓道口用土坯或砖砌筑成门，再用铁水浇灌，与山石融为一体，防盗性能很好。满城汉墓是一座未遭盗掘的汉代诸侯王陵，陵中还首次发现了完整的金缕玉衣(4)，而且是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最早的金缕玉衣。为保护尸体不腐，刘胜夫妇都用金缕玉衣敛尸，其中，用于穿系裹尸玉片的金丝分别为1.1公斤和0.7公斤;刘胜所用玉片是2498块，窦绾是2160块。只可惜金玉仍在，尸骨已朽，玉片金丝散乱一地，使复原工作费尽了气力。

除了玉衣，窦绾墓里随葬的一座长信宫通体鎏金铜灯，也是这两座墓中近万件随葬品中的佼佼者。灯体为造型生动的宫女跪坐双手持灯状，内体实际是空腔。全器的制作，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分铸、拼合组装而成，非常便于拆卸和清洗。最精巧之处在于，宫女长袖高举的右臂被做成一根排烟管道，燃灯时灯烟经过右臂进入中空的躯体内，可以保持室内环境清洁。

有人说长信宫灯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文物之一，也不全是戏言。这件器物上的宫女袖口顺势形成灯罩，灯罩又由内外两片弧形屏板组成，并镶嵌在灯盘的凹槽里，可以左右推动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该器物在满城汉墓发现二十多年后，被定为具有独特超凡艺术价值的一级青铜器，专家给出的评语是“优美动人，制作工艺高超”。此时，专家们可能已经不在意，它的发现竟是来自于上面所说的那次偶然的军事施工。

偶然发现之三：法门寺地宫

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的，如果真的被某位专业学生写成学年或毕业文章，也许还是不错的选题，因为其中确实有着千变万化的事例，可拿来作为论证考古偶然与必然之间关系的论据。像上面两个实例，说的都是人为作用导致的偶然发现或偶然发掘。下面要介绍的偶然发现，起因于1984年8月间陕西省扶风县一带的连绵淫雨，纯属自然动力所致。

陕西省扶风县的法门寺，是唐代著名的皇家寺院，因供奉佛骨舍利，声名卓著。以后各代历经毁塌，也历经修葺，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就是1984年8月间的这场雨水，使寺内的八角砖塔突然崩塌，塔体大半倾塌，藏于塔上的宋元刻本佛经和唐代以来的大量造像面世。古建筑倾塌，令人惋惜，但却使稀世珍宝重见天日，可谓福兮祸之所伏。为重建倾倒的佛塔，1987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开始对塔基和地宫进行发掘，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几如神话般地发现了四枚佛指舍利，一百二十多件金银器，还有丝织品、玻璃器、秘色瓷、珠宝玉器、石刻等大量皇室和佛徒献供之物，规格等级之高，无与伦比。

这次偶然发现的舍利，传说是公元前485年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其遗骨火化结晶而成，是佛家圣物。相传后来被统一印度的阿育王分成8.4万份，分送世界各地建塔供奉，以供各地佛教信徒膜拜。法门寺就是唐代安放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唐代皇帝曾先后七次开启地宫，迎佛骨进京供奉。而今，其他三刹的舍利皆已无存，法门寺佛指舍利成为国内唯一幸存之物。这次发现的藏于秘龛中的四枚舍利，有一枚是释迦牟尼的真身遗骨，另三枚是僧尼为了避免舍利遭到损毁而仿制的影骨。还有资料显示，经过两千多年的光阴，留传在世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已经异常稀少，除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外，在我国北京的灵光寺，还供奉着据说是世上仅存两枚的其中一枚佛牙舍利。

偶然发现之四：何尊上的铭文

偶然的发现除了不可移动的遗迹，还包括遗迹内的遗物。像著名的人面方鼎的发现，就偶然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众所周知，商代铜器上的纹饰多为饕餮纹，但有一件人面方鼎以正面写实人像为主要纹饰，实属罕见。它是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在长沙废铜仓库中拣选到的，当时已残为九块，后经修复，发现竟是一件罕见的商代晚期方鼎，但已只剩三个足了。

无巧不成书，1960年，另一只残足竟然在长沙以外的一个城市——株洲的冶炼厂废铜中被发现。这样的偶然事例不能算是考古发现，只能说是文物发现，因为这类传世品的出土地点是不确定的。尽管它屡屡被人提及，常常出现在图书的封面或书内插图中，但其学术价值早已大打折扣了。

在这里还要说说另一个偶然发现——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

1975年，为纪念中日建交，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王冶秋局长聘请青铜器专家、就是后来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赴京组织筹备。经审核后，马承源很快从全国各地调集了100件一级品文物，其中就有宝鸡出土的一件饕餮纹铜尊。

马承源过去只听说过但没有见过这件铜尊，他在故宫武英殿见到实物后，反复看了好几遍，心中一直纳闷，这么大造型的器物为什么没有铭文?随即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摩挲，感觉底部某个地方似乎刻有文字。他大为振奋，随即让人送去除锈。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长篇铭文。马承源高兴至极，马上做了拓片，经研究，隶定出的铭文有122字，内容大意为：周成王五年，一位叫何的周王室重臣，在刚建成的洛邑成周，受到新居那里的王的训诰和赏赐。何用得到的赏赐，铸成这件铜尊，记载这一重大殊荣。

就这样，铜尊被定名为何尊。也因为这一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取消了何尊赴日本展出的安排。1980年，国家文物局又请马承源组织筹备“伟大的中国青铜器”展，以赴美国进行友好交流。马承源提出申请，要把何尊定为参展的主要文物，后得到批准。因为有这样一件青铜重宝参展，这次外展文物的保险费就高达三亿多元。

何尊是因为马承源偶然发现了它的铭文以后才身价倍增，后来被定级为具有综合价值的“国宝级”青铜器。专家对它的定级评价是：“方形圆口，器身铸大扉棱，开铜尊造型的新风格;铭文所记营建成周洛邑之事，可与古籍相参证。”

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尊的史料价值极高：一是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就产生了在伊洛这个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二是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为实物证据，为解决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提供了直接资料;三是证实了周成王要迁居成周并付诸行动这样一个史料不详的重大事件;四是铭文中“中”、“国”两字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一词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同时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洛邑)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设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重要内容，1988年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时，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镇馆之宝时，他当即指出：“它应是镇国之宝，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

偶然发现之五：眉县青铜器窖藏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五位村民像往常一样，在村北砖厂取土劳作。村民王拉乾一镬头挖下去，竟然挖出个大洞来。他很吃惊，忙唤大伙过来探望，原来洞里面是一个土窖，窖里还埋藏着不少露出半截的器物。在场的村民立即联想到此地曾多次出土过窖藏宝物，他们赶紧向政府报告，于是，发现窖藏宝物的电话打到了宝鸡市文物局。

经发掘，在这个偶然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的青铜器：鼎12件，鬲9件，壶2件，盘、匜、盉、盂各1件。最令人们兴奋不已的是，件件青铜器上都有遒劲古朴的述事铭文。经过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学勤、李伯谦、马承源等反复释读，共发现铭文4048字，为历代出土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发现。陕西省宝鸡文物局长张润堂这样形容他的工作：“为此我数了不下50遍。”

偶然发现之六：秦始皇陵兵马俑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都只是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上，但1974年几位农民打井时的偶然发现，让秦始皇陵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可如果你看过当年主持发掘工作的秦兵马俑考古队第一任队长、兵马俑博物馆首任馆长袁仲一在《秦兵马俑》一书中的回忆，你就会注意到他还讲了一个发现过程的细节，其偶然性几乎叫人难以置信。这里的引文比原著略有删节，转述如下：

1973年底，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脚下西杨村生产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二人带人一连打了二十多口井后，只有一口井水较旺，远远满足不了灌田的需要。

1974年3月24日下午，他俩又带几位社员来到村南满地砂石的柿子树林东端，这里有条古河道正对着山谷口。他们认为下大雨时山水从谷口下流，地下水必定丰富，于是他们就决定在这里再挖一个大水井。

杨培彦用尺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作为井址后，杨文学心里仍惴惴不安。端详了一会儿后说：“我看井址最好再往西移动一点。你们看那里的一棵大柿子树长得枝叶茂盛，地下水一定丰富，地势也较高，抽水灌溉北边的农田较方便。”于是把井址向西移动了一下，移至大柿子树南边约十米处。

事后才知，这个井址恰好位于一号兵马俑坑的东南角。井的一半位于俑坑内，另一半位于俑坑外，真是鬼使神差，促使兵马俑光耀天日。

袁仲一记载的这个农民打井时的偶然发现，颇富传奇色彩，但我们无法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想象，假使杨文学没有惴惴不安地建议移动一下井位，假使井址再错位一米或两米，恐怕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见到地下三米多深的世界第八大奇迹;那里可能至今还是砂石累累，一片荒凉，伴随着夜晚依稀可闻的狼嚎;那附近可能至今也不会为参观兵马俑而修建一座宽敞便捷的飞机场。尽管这里早已被划定为秦始皇陵保护区范围，可这里毕竟距离秦始皇陵有1.5公里的距离，即使专家们在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么远的地方会有如此重要的陪葬坑，而且还不止一个。但让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30年后，几位打井的农民会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权”提出要求，几乎上升到法律程度，这就不知道应该叫做偶然，还是看作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