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连有关于人口的新闻引发讨论，先是央行的一篇关于人口的论文，提及人口红利将消失，接着是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创十年新低。4月29日，又有国家统计局声明，2020年我国人口继续保持增长，具体数据将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发布。

人口问题之所以引人关注，可能在于到如今，以家庭为单位来说，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或多或少，都感受到了抚养老人、教育子女的压力。作为新一线城市的西安，这几年也经历了户籍改革、抢人大战、二胎放开等人口政策，当下的人口结构如何，这一连串的政策效应如何，出于好奇，我试着从公开数据中找到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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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常住人口来看，2000千禧年，西安的人口是741万，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攀升到了1020万。常住人口数据是由人口普查而来，比实际的户籍人口还要多些，包含了那些实际在西安工作生活，但并没有“落户”的人。打个比方，康复路市场上扛了20、30年包的外省夫妇，大概率是没有户籍的，这些人群在城市中很常见。

如今是2021年，第一代“00后”即将走出大学校园，进入社会中。20年时间里，新加入这个城市的人增加了279万，这个数字代表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位非土著的异乡人，他们慢慢磋磨了方言，或深或浅地变了饮食，来到这座城市生活。

区县的人口向地市集聚，地市的人口又向省会集聚，这个趋势不是如今才开始的，但如今却是感受最深的，央行的一篇关于人口、生育的论文意外走红，便是佐证，再不济，至少还有汹涌的房价在提醒人们。

以十年时间来看，省会西安的人口增速在20.41%，这在陕西省内各地市中首屈一指。至于渭南、宝鸡这些城市来说，增速分别为-0.22%，1.12%，虽然也在增，但相对就有限的多。

省会的虹吸效应很明显，十年时间，西安的人口增速在20.41%，全省的人口增速在3.77%，省会人口的聚集，反映了三四线小城的人口在锐减。这次我们单说省会西安，以这样的虹吸效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大趋势，大概率是更有抵抗力吧。而低生育率、老龄化往往代表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及养老负担的加重。

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一个是自然增长，就是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另一个是净流入人口，即迁入迁出人口的差额。

从自然增长来看，对比1990-2019年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出生人口，新生儿人口逐年下降是整体的大趋势。这种趋势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有一个短暂的波动，代表许多年轻母亲选择在这一年生下“千禧宝宝”。

省会西安的出生人口虽然也在缓慢下降，但相比省内要平缓许多，而在2016年放开“二胎”之后，无论全省还是西安，这种下降的趋势均得到了缓解，人口曲线有了上扬，略有不同的是，全省的出生人口在2017年达到峰值，又开始下降，而西安还保持了微涨的趋势。

通过出生人口我们可以区分出90后、00后、10后在全省以及西安的分布情况。从全省来看，90后的数量是580.3万人，00后明显低于90后，为389.5万，比90后减少了32.9%，10后为389.7万，和90后相对持平。

而到了省会西安，尽管00后依然属于低谷，但10后的人数明显有了攀升，西安的“10后”比“00后”多了25.2%。“10后”出生的年份在2010年—2019年，这与背后十多年的人口迁徙背景不无关系。这些“10后”当下的年龄分布在2-11之间，也就是说，少年儿童更多地集中到了省会城市，这对城市的教育资源是比较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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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不是就代表西安人的生育率有了明显的改善，或者二胎生育政策的放开，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口结构？毕竟由于生育成本的高企，以及更加关注个体的感受，生育率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妨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看：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般指一年内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数减死亡人数）与该时期平均人口数之比。对比西安和全省的人口自然增长情况，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世纪之交之前，西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要低于全省，而在2000年之后的几年内，西安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就稳定地排在了全省之上。这一点不难理解，与世纪之交相比，更多省内的年轻人来到西安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自2000年后，全省及西安市的人口一直维持低迷的增长态势，这种趋势在2016年之后发生变化，受到“二胎”放开和西安户籍改革的双重影响。但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2017年达到“小高峰”后，继续掉转向下，可见用“二胎”政策刺激人口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太明显。

而进入适婚年龄的90后人数正处在人口下滑阶段，他们进入婚姻的意愿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生育率似乎已经无可避免，接下来的00后处在人口曲线的低谷段，而且，他们对婚姻制度的理解可能更加不同。

人口的迁入迁出是考虑西安人口增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仅2017、2018年两年，全市净迁入人口88.79万人，为建国以来西安市净迁入人口的三成以上，人口迁移是这一阶段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这里的迁入迁出人口都有户籍人口为准。

对比近20年西安人口迁入迁出情况，可以发现，在世纪之初的前十年，西安的人口迁入一直高于人口迁出，这就造成人口的净流入是增加的，而到了2010—2015年，这种流入流出出现了一种交叉现象，有些年份甚至流出人口高于流入人口，人口一度出现短暂的负增长状态，回顾那几年，也是西安房价多年低迷的时候。

比较自然增长人口，和净流入人口的近20年变化，也能看出来，2000年前，西安的人口以自然人口增长为主，2000—2008年之间，以外来人口为主要增长源头，在2010年—2015年，西安的人口净流入处于下滑甚至负增长状态，“抢人大战”之后，西安净流入人口猛增，让本地人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房价了。

与此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00年，西安市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1.67岁、2010年增至35.61岁，如果不考虑“二孩”政策和户籍新政，按原来的增速测算，2018年西安常住人口平均年龄约为38.8岁，西安统计局测算出来2018年的常住人口平均年龄为37.39岁，人口新政叠加之下，西安人的平均年龄被“减轻”了1.41岁。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0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达到7%，代表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西安早在十年前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从近20年的人口结构来看，0-14岁的少年人口比例在减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在增加，处在中间的劳动力人口红利也在逐渐下滑，可以想见，由于吸引了诸多年轻人口，西安已经是省内各地市中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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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流入西安的人口都进入了哪些区域，需要以2016为分水岭，因为之后的抢人大战对西安各区县的人口影响远超此前20多年，因此我们将2010年——2019年十年的时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2016年（含）以前是一个阶段，2016年之后是一个阶段。

可以通过以下图表看出，在2016年以前，7年时间人口净流入排在前四位的区域依次是未央区（37971）、高陵区（31321）、长安区（28461）、灞桥区（18224），人口净流入为负，也就是人口外流的区县分别是碑林区（-43163）、雁塔区（-40847）、蓝田（-9850）、周至（-7571）。碑林区属于中心城区，这些年伴随着钟楼商圈衰落，人口外流似乎不难理解，很难想象2016年以前雁塔区竟然是人口外流的大户，而蓝田、周至由于地处远郊，整体经济发展有限，对人口的吸引力明显不足。

到了2016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由于落户政策全面放开，各区县人口净流入大幅增加，其中排在前列的是雁塔区（319864）、未央区（285926）、长安区（125373）、莲湖区（114267），净流入人口排在后四位的分别是蓝田县（-3213）、周至县（-2038）、阎良区（7522）、临潼区（11807）。雁塔、未央、长安成为落户政策放开后的直接获益者，人们用脚投出了对城市不同区域的期望值，这一点倒是可以和房价对应上。当然也可以看到的是，落户政策对远郊的蓝田县、周至县作用相当有限。

综合对比近十年的各区县净流入人口，未央、雁塔、长安三个近郊区域的人口净流入最多，周至、蓝田两地的人口一直在外流。雁塔区的行政区划将现在的高新、曲江包含在内，以这两年高企的房价来看，这些新吸纳进来的人口已经成为重要支柱。人口从中心城区像近郊迁徙，而远郊尚待发展，因此近郊成为吸纳新进人口的主要区域。

对比未央、雁塔和长安区这三个吸纳人口最多的区，也有细微的不同，在2016年以前，未央、长安区的人口增速一直比较平缓，但都处于正增长的态势，而雁塔区在2016年以前一直处于负增长态势，也就是人口一直外流，到2016年以后，南郊的雁塔区猛然吸纳了远超其他两区的人口，对比之下，未央区的人口增速一直处于正增长的趋势，而长安区在落户政策放开后，吸纳的人口则要弱于雁塔、未央两区。

以莲湖、碑林、新城三区来看，2016年以前，碑林区是老城区中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区域，迁出人口明显高于迁入人口，莲湖、新城两区的人口流入一直处于不紧不缓的状态，在人口政策放开以后，三个区域中莲湖吸引的人口最多，其次为碑林，新城区排在之后。

对比远郊的高陵、鄠邑、临潼三个区县，高陵的人口净流入要大于鄠邑区和临潼区，而阎良、周至、蓝田三地，以阎良区的人口吸引力最强，周至、蓝田和上述的碑林区一样，属于人口外流的区域，不过一个是伴随着中心城区的衰落，一个则是城市的发展尚未完全抵达的城乡郊区。

人的流动已注定是时代背景，由乡村到城市，由城郊到市中心，由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这种巨大的变化可能会镌刻在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心中。大数据背后的普通人，也许就跟疫情时流调数据里的普通人一样，送孩子上学，筹备婚礼，去网咖打游戏……在了解了西安的人口迁徙数据以后，我对省内三四线地市的人口结构更加好奇了。

作者 | 图图 |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