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一个硬核学习社。

对于动物来说，生育是一项简单重复的本能运动。但对于人类，生育则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综合活动。

人类生育活动，涉及到夫妻情感、社会观念、动物本能、避孕技术、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发因素。

避孕技术落后、突然中招、干柴烈火、龙年虎年、父母催生、男丁观念、疫情宅家，都可能提高生育率。

反过来，避孕套发明之后，避孕技术将性爱活动从生育本能中脱离出来。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尽情享受欢愉效用的同时，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或何时生娃。

所以，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它将人口生育，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如此，人口生育问题，变得更为清晰明了，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人类生育，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性爱，或许是人类经济社会中唯一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交易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还可能诞生共同的爱情结晶。

不过，生育，却不是一项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生育，除了生，还要育。生娃以及教育，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夫妻双方往往会综合考虑生育的成本、生产的风险以及养育的效用，然后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是，“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若加上学位房的成本，中国的生育成本应该是全球顶级的。不少夫妻选择不生二胎，推迟生育，甚至晚婚，或都与高房价带来的高养育成本有关。

生二孩后，两房可能要换三房，五人座的车可能要换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弃工作专职带娃，或聘请保姆增加开支；孩子的教育培训、吃穿住行、医疗保险等费用，以及培养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都增加不少；儿女长大之后婚嫁、住房等压力，也会倒逼而来。

生育有成本，也有效用。

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温暖、快乐，以及情感寄托；孩子的成长，给父母带来教育的成就感，以及陪伴、分享、见证、参与生命成长的巨大效用。生育是实现生命、财富、家庭以及责任代际传承的基本保障，可以降低夫妻婚变、家庭衰落的风险，以及抵御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然，“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及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生育，终究是一个项私人活动。

节育，可以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但生娃，国家帮不上忙，全靠夫妻个人使力。经济学家担忧人口红利消失，鼓励多生育，但效果依然不明显。并不是这代年轻人不给力，而是生育受经济规律支配，受成本收益函数影响。

本文逻辑：

一、为什么不生孩子？

二、我们在担心什么？

三、人类该如何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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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生孩子？

目前，不少人担心，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低生育陷阱。一些人将日本、德国的经济低增长，归咎于低生育以及人口过度老龄化。

这种担心值得理解，但是没有意义，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实际上，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随着经济增长，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然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人口出生率只会越来越低，进入低生育国家。

作为移民国家，美国的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被认为是比较良性的，但如今创下40年新低，2017年降到1.76，低于人口均衡生育率2.1，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生率都低于2.1，韩国、新加坡只有1.2，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反观，尼日尔、南苏丹、刚果、乍得、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马里等低收入国家都维持着高生育率。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

“高房价抑制了人口”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

如果爆发经济危机，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居民收入快速下滑，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

例如，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滞胀期间，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家庭实际收入遭到削弱，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

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经济复苏，尤其是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

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速、家庭收入增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但若从长期来看，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增速与生育率则呈负相关。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暂时性收入假说与永久性收入假说来解释。

短期内，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或下降，推高或降低生育率；物价、房价大幅度上涨，亦可降低生育率。2015年开始的这波房价大涨，给不少家庭增加了压力，一些夫妻因此决定推后生育或放弃二胎。

但是，人的消费行为、经济行为及生育决策，是受长期收入影响的。这就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长期来看，一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都是渐进式的、平衡的，人们会根据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收入与经济预期综合考虑及决策。

所以，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相对稳定，接近“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人的生育行为是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生育率下降。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家庭收入持续增加，生育率反而更低。

具体逻辑是：

一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我们经常说，“一胎按书养，二胎按猪养”。第一个宝宝出生，父母的幸福感强烈，各种拍照各种晒娃，玩具、衣服、纸尿裤、奶粉、推车、早教都选择好的。

但二胎出生后，老二给父母带来的兴奋和满足容易下降。衣服、玩具、推车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不少还是二手群里淘来的。即使富裕的家庭，父母对老二投入的金钱、心血以及养育带来的满足感、愉悦感、兴奋感也不如老大。

当然，这里每个家庭存在差异，同时如果老大老二性别不同，或父母对孩子性别偏好不同，育儿效用也会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生得越多，生育的边际效用则递减。若二胎递减不够，则再生几个，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受家庭条件影响。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下同）保持稳定，随着经济稳定增长，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

二是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当你的收入增加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假如月收入3万元，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是3000元时。收入较低时，生育的机会成本偏低。

所以，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在职业上升期，在高收入时期，将生育计划推后，放弃二胎。

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机会成本递增，反过来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如此，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对于低收入者来说，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可能要大于职业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多生育、长期带娃，也是一件熬人的事，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妇女最终也可能选择就业，从而减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高，女性不需要从事职业劳动，或者家有佣人照看孩子，生育率还会降低吗？

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生育率也会下降。主要原因是，女性即使不上班，也会有其它需求，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诗与远方等，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