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尘4x/图）

2021年2月8日，公安部发布《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报告透露：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

公安部这一报告并非针对人口状况，户籍登记数据也不能覆盖2020年的全部新生儿，但是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1465万新生儿数量相比减少460余万，下降也十分明显了。

很明显，中国的“少子化”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加剧。令人遗憾的是，“老龄化”问题已经受到了社会高度重视，对“老龄化”的危机属性也不存多少争议。可是，对“少子化”的认知却存在着诸多“争议”，甚至有“学者”公开主张越是老龄化就越是要控制生育，以“节约经费解决养老问题”。这种谬论只能说是荒唐可笑。

所谓“老龄化”，不过是生育率降低的数量变化在人口结构的结果而已，在一个生育率正常的时代，哪怕预期寿命延长，也是不存在什么“老龄化”问题的，只有生育率低于代际更迭的最低水平，才会出现“老龄化”。根本而言，没有“少子化”就没有“老龄化”，或者说，只有“少子化”没有“老龄化”。因为老人不会凭空增加，但小宝贝是会消失的。

既然“老龄化”已经无法回避，那么对“少子化”的危机迫近视而不见、轻描淡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更值得关注的是，少子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比如，“少子化”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显著的。深陷老龄化的欧洲已经失去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日本令人羡慕的“诺贝尔连击”主力是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婴儿潮”世代。其中的缘故并不难理解，有了良好的科研环境、教育基础，也需要足够的年轻人口基数中诞生的天才人物。离开人的创造，哪里来什么科技进步？与之类似的还有国防军事、文化传承和发展等等。

少子化的危害性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去解释，国家、民族还有什么比后继无人更严重的危机？但是，中国至今难以形成积极应对“少子化”的社会共识，反而是一些“搭便车”的借题发挥大行其道。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当前非常流行的“高房价影响生育意愿”说。实际上，无论住房问题多么值得重视，没有证据表明房价、住房自有率和生育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以日本为例，1991年到1992年日本房价暴跌，并没有改变日本生育率快速下滑的趋势。2005年日本生育率达到1.26的低谷后缓慢但持续地反弹，和房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2012年后因“安倍经济学”的影响，日本的房价明显上涨，对生育率也没有影响。而且，日本房价变化对住房自有率也没有明显影响。这一结论在其他少子化的发达国家也适用。比如德国的房价、房租始终在政府强势调控下保持长期稳定，住房自有率也波澜不惊，但生育率也是多年下滑，近年来的生育率回升被认为是大量涌入的难民、移民的“贡献”。

高房价在我国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也没有表明生育率和房价高低之间的关联性。近年来在生育率各省排名前五中的广东、山东都不是房价低谷，排名后五的虽有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但也有宁夏、青海的房市洼地。因此，硬把房价和挂钩，更像是“先让我有房、我再生娃”的博弈想象，是“房价焦虑”叠加一二线城市青年人群体网络话语权的产物。而这一群体在总人口结构中的占比，是否足以影响整体生育率？“有房就生娃”是否会成为现实？都高度存疑的。

“房价焦虑”可以理解和同情，但是政策方向和舆论关注重点不应受误导。政府解决“少子化”应有作为，这可以参考日本的经验教训。

日本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二十余年间也长期推行了鼓励节育的政策，但是1990年代后开始转向为鼓励生育。200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少子化对策基本法》是生育政策逆转的标志。这一法案确立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方向，明确了政府扶持年轻人就业、成家、生子到教育支持的政策框架。2005年日本生育率从1.26的超低水平开始回升，2012年后稳定在1.4以上。尽管提升幅度仅0.15左右，但已经体现出政策效果。

除了法律框架内明确规定的政策干预外，日本政府动员和引导社会各界合力应对“少子化”也颇见功效。日本各级政府的官方、半官方机构在多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呼吁和引导学术、媒体、文娱产业等“观念输出行业”配合“少子化”对策，是有明显成效的。尽管没有公开的强制或管制，民间曾经鼓噪一时的反生育、反家庭论调明显减少了，关注、配合、推进应对少子化的生育鼓励政策已经成为主流。比如说近年来日本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不少推崇家庭亲情、鼓励生育的作品，被称为“少子化影视”。当红女明星新垣结衣在春季新剧中出演孕妇，虽然对该剧“催生”剧情过于露骨的批评不少，但是其中的良苦用心还是得到了很多理解和认同的。有中国网友评论称“日剧各种催生，国产各种狗血婆媳斗”，颇可玩味。

当然，日本政府的“少子化”应对并不完美，诸如将生育成本转嫁给企业的做法反而造成企业负担增加，导致用工意愿下降的副作用，显然是缺陷。但是，在没有强制生育、也没有大量引入移民的前提下，日本政府毕竟实现了生育率回稳的目的，在引导全社会形成积极应对“少子化”的共识，可圈可点，其中的经验应该予以重视和借鉴。

中国目前还处于经济上升阶段，且政府政策的主导作用更强，理应比日本政府更有效地应对，公众大可不必过度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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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瑜